标题：钟茂森：四书研习报告—论语（第九十三集） 内容： 尊敬的诸位仁者，大家好！ 请坐。 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《论语》。 今天我们来看第十三篇，「子路第十三」，我们先看第一章，这一篇总共有三十章。 第一章是：【子路问政。 子曰。 先之劳之。 请益。 曰。 无倦。】这一章是孔子的弟子子路，向老师请问为政之道，怎么样来办政治。 孔子就回答他，『先之劳之』。 这个先之就是为政者要自己身体力行，以身作则，身先士卒，这是先之的意思。 劳之，就是教百姓、教朝廷上下要勤劳。 在尧舜禹那个时代，尧舜禹都是圣王，他是前面那个国君选出来的，尧禅让给舜，舜禅让给禹，那个时代叫大同之治，孔子最羡慕的时期。 尧舜禹之后，禹的儿子启继位，这就成为夏朝，本来是禅让的，结果禹的儿子启开始就成了家天下。 这也是个因缘，因为禹本来也想禅让，结果选来选去，大家都觉得禹的儿子启是最佳的人选，所以不得不把天子的帝位传给儿子。 大同之治，就这样结束了。 到后来就成为小康了，夏商周都出现小康的盛世。 这些圣王，包括夏启、商汤、周文王、周武王，他们都是先之劳之的圣贤君主，都以身作则。 就像禹治水，三过其门而不入。 治水的时候，跋山、涉水、泥行，可谓是艰苦备尝，那真是身先士卒，所以人民百姓，哪能说不敬佩他？ 他教导人民先是用身教，然后再用言教。 所以《礼记o礼运篇》当中说到，「力恶其不出于身也，不必为己」，人民百姓在那个大同之治，大家都是天下为公，没有私心，自己有能力就怕使不出来，怕它不从自己身上使出来，他不是为自己，真正是为万民，这就是「先之劳之」的理论依据。 为政，如果真正如此来为政的话，那大同盛世也能出现了。 结果子路听夫子的这个回答以后，又『请益』，他还要继续问，大概希望老师把这个问题继续阐明得更清楚一点，结果孔子答曰，『无倦』。 这个无倦就是永不倦怠，这是补充说明先之劳之。 我们要身先士卒，我们要勤劳，带领民众也要勤劳。 但是不是干一二个月就没了，那就倦怠了。 所以孔子这里提醒子路要无倦，永远这样做下去，真是死而后已。 蕅益大师对这段话的解释，他说到，「先之，创其始也。 劳之，考其终也。 无倦，精神贯彻于终始也。」这个解释先之，是创其始也，创其始就是为民众创造一个好榜样，开风气之先。 当然这是指行好事这方面的。 为政者有君、亲、师三个角色，作之君，就是做民众的领导，带领人民走向正道，身先士卒，这是作之君。 作之亲，这是做人民的父母，爱护百姓，关怀百姓，像照顾自己的儿女一样。 作之师就是教育民众，《礼记o学记》上讲的，「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」，办政治最重要的还是教育，这是先之的意思。 「劳之，考其终也」，这是自己身先士卒教导民众勤劳，自始至终都不倦怠。 「无倦，精神贯彻于终始也」。 先之劳之，这样的一种精神，这是我们讲到的勤劳、简朴、创业，走上正道，这个贯彻终始，政策一贯下来，不能够中途改变。 底下引「卓吾云」，这是李卓吾先生，李贽，他讲：「请益处，便是倦根，故即以无倦益之。」这个补充得很有味道，子路说请益，夫子已经说了先之劳之，这是为政之道，他还要再问。 换句话说，他还想在这当中找找有没有一点快捷方式。 因为先之劳之，做人民的榜样，自己要勤劳，带动大家勤劳，这也是不容易的，有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一种为政之道？ 你看他问，这就是倦根。 老师教诲，其实真正这一句话，你能落实了，你也能成为圣贤。 这一句话还没落实，先要再问一问有没有比这更好的，这就是倦根，已经有懈怠的那个苗头出来。 所以夫子以无倦益之，叮嘱他要无倦，就不要懈怠，这是对症下药。 所以我们接受老师的教诲，听了一句就要把这一句落实；落实了，再问第二句，这就好。 第一句没落实还想找第二句，就好比上楼，第一层还没上，就想跳到第二层，那怎么行？ 这就是不够老实。 真正老实，老师说第一句，不用问第二句，立刻就是请事斯语，依教奉行，这才是真正的好学生。 像颜回一样，颜回听懂了马上就「请事斯语矣」，依教奉行，老实、听话、真干，终身行之无倦。 好，这是第一章。 我们再看第二章：【仲弓为季氏宰。 问政。 子曰。 先有司。 赦小过。 举贤才。 曰。 焉知贤才而举之。 曰。 举尔所知。 尔所不知。 人其舍诸。】这一章是仲弓，也是孔子的一位弟子，他是德行非常好的弟子，他曾经去做过季氏的邑宰。 季氏是鲁国三家最强大的一家大夫，他聘请仲弓去做邑宰，就是做宰官，所以仲弓就向夫子请问为政之道，这个也是为政的。 结果孔子就答复他，『先有司，赦小过，举贤才』，三桩事情。 你这三桩事情办好了，你政治就一定办得好。 其实不光是治理国家，治理一个企业、领导一个团体，甚至你在一个家里面做家长，治家，都是一样的道理，都要把这三桩事情办好，才能够治理得井井有条。 有司，是指邑宰之下的官员，他们是各司其事，各有各的分工，这叫有司。 先有司，就是首先要办的事情，先在分配工作上要做好，谁该干什么，每个人干什么职务，每个人的职务都要清楚，分工要明确，办事要有序，这叫先有司。 构架搭起来了，自自然然做事情就有条不紊。 第二个「赦小过」，这个小过有两个说法。 一个是先儒讲有司的小过，就是你下面部门的这些负责人，他们万一犯了小过错，你要赦免他们，就是不要常常追究不放，要宽容。 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 过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。 只要不是有心去犯的过失，没有原则性的错误，都可以宽容、赦免，让大家觉得这个环境很宽松，不会觉得那么大的压力，这样他能够发挥他的主观能动性，工作的积极性。 如果犯一点小过失，马上揪住不放，批评指责，甚至扣奖金，加以处罚，这样大家觉得非常紧张，生怕把事情做不好，压力很重，这样积极性往往被打击掉，他不敢做事情。 因为什么？ 做多了就错多，那不如不做。 所以做领导要懂得宽恕。 这是一种说法。 另外一种说法是人民有小过，不是讲这些有司官员是人民，他们有小过失，也可以饶恕。 实在讲，一个仁慈的领导，譬如说他管理这个县，他做县长，他发现人民百姓犯罪，他会怎么想？ 不是人民百姓的错，是我这个做领导人的错，我没有把他们教好，我没有把他们带好。 像商汤，这是圣王，他看见自己的百姓犯了罪，他没有去指责百姓，反而指责自己。 连天好久不下雨，干旱，他自己在那里罪己，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自我批评，百姓没有罪，自己有罪。 他说「万方有罪，罪在朕躬」，百姓都有罪的话，那个罪都是我的罪，所以上天要处罚就处罚我一个人，不要连累我们的百姓。 你看当他这样一发心，罪己，立刻天降甘露，感应不可思议，这才是仁君。 仁君眼中看不到人民会有过失，他只看到自己有过失，他只改自己，所以赢得人民的爱戴和尊敬。 这是赦小过。 第三个是「举贤才」。 贤才是有才能的人、有德行的人，对于这种人我们要特别重用他，请他出来办政治，能够将政治办得好，百姓得福。 自己不论是多么贤能，假如手下没有贤才帮助你，那你也是枉然，你累死为止，还不一定把事情能办得很好。 所以要办政治，一定要有一个好团队。 团队怎么来的？ 《大学》里面讲，「有德此有人」，你自己有德行，自然就能招感有德行的人来到你的身边。 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 你是什么样的人，就会有什么样的人跟你感召在一起。 所以做领导的不要抱怨，我怎么就没有贤才？ 谁让你没感召？ 你真正是一个贤人，你有德行，你就能感召贤才。 所以君子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，自己反省自己，检点改过，自己提升了，自然你的境界就跟着转了。 所谓举贤才，首先你自己要做贤人，然后自然有贤才来投靠你。 所以仲弓下面又问，『曰：焉知贤才而举之？』这很多人有疑问，特别做领导的，我想得到贤才，我不是不想，那我怎么能知道谁是贤才？ 「焉知贤才而举之？」我怎么能够知道他是贤才，我来举用他？ 孔子这里说得好，『举尔所知』，这意思是说，就举那个你所知道的贤才，你知道他是贤才，你就举用他就行了。 『尔所不知，人其舍诸？』你如果不知道那人是不是贤才，当然你就不认识他，你也就不能举用他。 可是你自己真的是贤人，你能礼贤下士，你能贤贤易色，自然有人给你推荐。 所以「人其舍诸」，人是别人，别人难道会舍掉他吗？ 这个诸，是之与的意思，或者之乎，人其舍之乎？ 这是反问。 所以别人哪里会舍掉他？ 别人会向你推荐的。 所以为政者，最重要考虑自己的德行如何，自己是不是真的贤贤易色，不能够是冒名的。 你看卫国卫灵公，他就冒名。 他想取得一个好名声，自己重视贤才，所以他迎请孔子到卫国。 孔子就来了，结果卫灵公不是真的贤贤易色，他是好色轻德。 他宠爱自己的夫人南子，南子比他小三十多岁，美貌、妖冶，卫灵公迷上她了，对她是言听计从，所以南子甚至干预国家大政，政要。 所有的文武百官，只要没有经过她认可，那就甭想在卫国立足。 孔子来了，结果怎么样？ 有一天南子邀孔子一起，跟卫灵公三个人出游，卫灵公就选择跟南子同一部车，让孔子在后面坐车跟着。 这种行为就表示重视美色，不重视贤才。 结果过街走巷的，很难堪，国人看到了，知道这卫灵公是假的，不是真正礼贤下士，所以夫子就离开了卫国。 离开的时候就说了一句，「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」，我从来没见到喜好道德之人的人，如同喜好美色的人一样，喜好美色的人有，喜好道德的人没有。 这是什么？ 有贤才来了都不能举用。 为什么？ 自己不是贤人。 所以后来卫国政变，卫灵公自己有责任，他政治没办好。 没办好就是这三条中肯定犯了一条，都是自己的问题。 所以《大学》里面教我们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。 你想把国治好，你想让天下和谐，你首先自己要做到修身，而后齐家。 你身没修好，你自己没有德行，你想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那是妄谈。 所以这段话，结归在举贤才上。 蕅益大师有一句点评：「仲弓独问举贤才，可谓知急先务。」仲弓是有德行的人，有智慧的人，他在这里问，实际上也等于问给大众听。 夫子讲为政三方面，「先有司，赦小过，举贤才」，仲弓单单提出最后一条举贤才再问，而且问得非常到位，如何才能够举贤才？ 这是什么？ 可谓知急先务，他知道这是最重要的事情，这是首要、最重要的事情。 知所先后，则近道矣，他知道这个是先务。 确实国家没有贤才，那肯定就不能够得安定、得繁荣。 大至国家，小至一个县市，都是这样。 那么能举贤才，最重要的还是自己要做贤人，这个问的深义在此地。 所以《大学》讲的，「知所先后，则近道矣」，什么是先？ 修身为先，修身为本，这是知道本末、先后、终始。 所以我们希望国家有贤才，首先自己发心做贤才。 还有一个重要的，要教育，贤才是教育出来的，没有说天生就是贤才。 天生人人性本善，你要说贤才，人人本来都是贤才，都有本善本觉。 可是后天要是污染，这些本善就被蒙蔽了。 所以《三字经》上讲，「人之初，性本善。 性相近，习相远。 苟不教，性乃迁」，要是不教育他们，那他习性就变坏了，本性就被蒙蔽了，这叫性乃迁。 习性做了主，本性不再作用了。 因此当务之急，国家来讲，就是办好教育。 教育当中，以伦理、道德、因果的教育为最重要。 这一篇，「子路」这篇里面，多次谈到这个问题。 后面第九章，孔子到卫国，冉有给他驾车，就谈到这个问题。 你看冉有问，如果一个国家，因为夫子看到卫国「庶矣哉」，国家人口众多，冉有问，「既庶矣，又何加焉？」人口多了怎么办？ 「曰：富之」，让他们富裕起来，过上好日子，这就是所谓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。 又问，「既富矣，又何加焉？」富起来又怎么办？ 「曰：教之」，要教育他们。 所以国家的发展我们看到了，第一个人口增长。 你看我们这个国家，从一九四九年建国以来，人口大幅增长，从建国的时候四万万同胞，到现在十三亿、十四亿人口，这众多，成为世界上最多人口的国家。 怎么办？ 富之。 所以前段时间我们看到，改革开放以来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。 到现在，改革开放以来也都三十年了，所以现在的当务之急是什么？ 教之，要办教育，要复兴传统文化，要不然就没有贤才了。 一个国家要富裕了，大家都没有得到教育，那就是孟子说的，如果人民「饱食、暖暖衣、逸居而无教，则近于禽兽」。 人都有这么一个规律，吃饱了，喝足了，穿得好，生活得好，很安逸，那就会怎么样？ 他没有教育的话，就像禽兽一样欲望增长，为所欲为，那人跟禽兽就没有差别，这社会就动乱了。 所以现在的先务是什么？ 就是教育。 尤其重视道德，贤才必须要有道德的人，其次才是讲到才华。 如果是没有道德，有才华，那这种人更危险，他可以毁灭社会。 像美国，你看二００一年金融丑闻，Enron公司那些高管，那都是有才华的。 他没有才华不可能做内幕交易，不可能报假帐欺骗股民，还让股民上当上那么久。 他有才华没有德，最后怎么样？ 这公司就垮台了。 公司垮台，几十亿美金付之东流，上万名美国人失去了他的保险金、退休金，整个金融市场遭到震撼。 最近两年前的金融风暴，这都是有才华的人干出来的。 那是贤才吗？ 不是贤才，那是危险品。 为什么？ 他没有人品就是危险品。 所以愈是富裕起来的时候，愈要教育，这是为政之道。 好，下面我们再看第三章：【子路曰。 卫君待子而为政。 子将奚先。 子曰。 必也正名乎。 子路曰。 有是哉。 子之迂也。 奚其正。 子曰。 野哉。 由也。 君子于其所不知。 盖阙如也。 名不正。 则言不顺。 言不顺。 则事不成。 事不成。 则礼乐不兴。 礼乐不兴。 则刑罚不中。 刑罚不中。 则民无所措手足。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。 言之必可行也。 君子于其言。 无所苟而已矣。】这章也是子路请教夫子，当然也都是请教为政之道。 『子路曰：卫君待子而为政。』卫君就是卫国的国君，卫灵公的孙子，当时卫灵公的孙子叫出公辄，他名字叫辄，当时做国君。 刚才讲到了，卫灵公是一个好色轻德之人，果不其然，他的国家最后就发生了动乱。 卫灵公的儿子是蒯聩是南子所生，当时蒯聩想要刺杀他的母亲南子。 这真是因果报应，南子是一个淫乱的妇人，所以遭这样的下场。 蒯聩当时是太子，结果想刺杀南子不成，于是就逃到宋国，后来就逃到晋国，投靠晋国的大夫赵鞅。 南子当时就很想立公子郢做太子，卫灵公也有这个意思，公子郢人品不错。 可是公子郢他却推辞，不要做国君，他风格很高。 后来灵公没多久就去世，南子再次要求公子郢继位，但是公子郢坚决推辞掉。 没有办法，南子只好立蒯聩的儿子辄做国君。 蒯聩刺杀南子，她没办法，南子找不到人了，只好找他的儿子立为国君。 不久之后晋国的赵鞅，刚才讲到蒯聩投靠他，赵鞅就帮助蒯聩，其实可能是挟持蒯聩，蒯聩可能自己都没有实权，赵鞅就拿他做傀儡，然后藉这个机会让蒯聩回卫国，想立他为君。 这就是所谓历史上讲的父子争国。 后来蒯聩回到了卫国，与一个大夫叫浑良夫，挟持了另外一个大夫孔悝。 孔悝是孔圉的儿子，孔圉是孔文子，夫子在《论语》中赞叹过他，结果他们三个人一起结成联盟，于是就进行政变。 后来蒯聩就做了卫国的国君，就是卫庄公，他的儿子只好出逃，父亲回来当国王，儿子就得逃跑。 当时这个国家的政变轰动很大，子路当时也在卫国做大夫，当时就是死在这一场政变当中，子路也死得很冤枉。 结果蒯聩他也好景不长，后来晋国的军队又攻打卫国，结果他就被杀掉了。 所以子路在这里问「卫君待子而为政」，这意思说如果卫国的国君，当时就是辄，我们称他出公辄，就是因为辄后来被他父亲赶出去，所以叫出公辄。 如果辄待夫子，子就是指孔子，他希望夫子来辅助他治国。 那『子将奚先？』不知道夫子将以何事为先？ 办政治总有一个先后，应该做什么事先？ 子路在这里问，这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历史背景，是这个样子，子路问这个话。 孔子就回答说，『必也正名乎』。 孔子讲的这个话出乎子路的意料之外，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正名。 正什么名？ 在古时候的这些大儒，大部分都主张说，正名是指正蒯聩和出公辄这两个父子之间的名分。 当然也有说其它的，像马融他批注说「正百事之名」，什么事都要正名，笼统的指。 一般像《史记》，还有宋朝的大儒，他们都认为是正父子之名。 如果说正名的话，那是不是父亲回来做国君，儿子就得让位？ 这是正名。 如果按照道理，应该是这样的。 因为蒯聩本来是做太子，又由于朝廷政变他被迫出逃，现在他回来，应该让他做国君，你这儿子怎么能够霸着君位？ 但是那个时候，儿子辄已经继位很久了，何况当时卫灵公在世的时候，已经不承认蒯聩是太子。 因为太子要杀南子，那卫灵公当然很愤怒，所以已经等于废了蒯聩。 所以这个名该怎么正法，到底孔子是什么意思？ 过去这些先儒所谓众说不一，那我们先搁置，等一下看蕅益大师的批注，我们就能明了该怎么正名。 子路他听到孔子说要正名，他大不以为然。 因为他想到，如果是辄（卫君）要请夫子辅助他，孔子说要正名，就等于是让这个人不要做君位了，你把皇位让给你父亲，这样也不叫辅助，孔子岂能够这样做？ 这样做好像太对不起人了，人家请你来帮助他的，你让人家让位，这个名该怎么正法，子路没想明白。 所以他底下就说了一句话，『有是哉』，就是等于说哪有这个道理？ 接着下面他说，『子之迂也，奚其正』。 子就是指孔子，对老师都称子，就是尊称。 他说老师您的话有点太迂腐了。 为什么？ 卫君现在已在位很久了，就让他一直做下去就好了，「奚其正」，何必还要去正名？ 子路是这个观点。 所谓正名就是何必还要让他父亲再回来重做国君？ 所以子路是反对蒯聩回来继承君位的。 后来，当真的蒯聩回来发动政变推翻自己儿子的时候，当时子路还护驾，结果就死在乱军之中，而且被剁成肉酱。 孔子为此非常的伤心，这是死在父子争国当中，那真的是很冤枉。 所以夫子在这听到子路这么样的说话，就纠正子路，说『野哉，由也』。 这个野就是粗鄙、很俗，这个意思粗俗，这是批评子路。 由是仲由，是子路的名字，说你怎么这么鄙俗。 当然也有不能通达事理这个意思，对这些事情不明白。 子路就是真有点有勇少谋，夫子在这就教导他，『君子于其所不知，盖阙如也』，君子对于自己所不明白的事情，应该盖阙，就是不说，这样的意思，你不明白就不要随便发表意见，否则你发表的都是谬论，盖阙就是讲不要说，话说多，不如少。 下面孔子为他解释，为什么必须正名的道理。 『名不正，则言不顺』，如果名跟事实不相符合，这个言语就有错误，就不能顺理成章，所言的不顺理，所以名要正言才顺。 『言不顺，则事不成』，讲都讲不顺，当然事情就做不了，不能成功。 『事不成，则礼乐不兴』，做事情不能成功，办政治办不好，那你推行礼乐教化这样的事情，更加就不能成功，礼乐不兴了。 要知道孔子崇尚礼乐之治，用礼乐治国，以礼治身，以乐养心。 礼就是行为规范，一个国家不能没有行为规范，法律规章制度这都是礼的部分。 乐是指艺术，艺术本身也是教育。 如果名不正、言不顺、事不成，这礼乐教化之事也就更不谈了。 底下又说，『礼乐不兴，则刑罚不中』，礼乐兴不起来，整个国家也就杂乱无章，人民是无所适从，刑罚也就用之不当。 『刑罚不中，则民无所措手足』，这个措是举措，就是刑罚要是用之不当，人民就感觉到好像手脚都不知在哪放了，也就是说不知如何是好，这就是天下大乱了。 所以你看看正名该多重要！ 所以『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，言之必可行也』，君子就是有德行、有学问的人、有智慧的人，首先要正名，名与事实要相符，这才可言，你说出的话才顺理，不会悖理。 顺理的话能说得出，那也就能够行得通，所以「言之必可行也」。 『君子于其言，无所苟而已矣』，苟就是苟且随便，君子对自己所说的话就不能随便，不言则已，言必顺理。 顺理就是顺自性，大家都会觉得很有道理，这才能听从，这才能够敬服君子，这是夫子教化子路。 那我们还是有一个疑问，说了半天到底该怎么样正名？ 譬如说你遇到这种情况，我们都要学习，父子争国，实际上父子争国这个是事情，李炳南老先生考究，当时他俩都是无可奈何，都是有所谓的利益集团在后面驱使他们，他们等于有点像傀儡一样。 特别是蒯聩，别人想要通过他把政权取回来。 当然他们自己本身还是对于政权有迷恋，有名利心，所以名不正、言不顺、事不成，搞到最后一团糟，反而落得个不好的名声，父子都在争。 在春秋时代，父子争权，这是见不得人的事情，父不慈，子不孝，这哪里有伦理？ 像现在这样父子之间为了财产还打官司，甚至还有子杀父、父杀子的事情，这哪有天理在？ 所以夫子在这讲先正名，也就是先正人伦。 人伦是大道，所谓道是自然的规律，不是人为创造出来的、发明出来的，它天生就是这样的，本来如是。 你像这五伦，父子、君臣、夫妇、兄弟、朋友，这不是人创造的，人一天生就有。 不仅人天生有，动物天生都有。 你看一群羊，牠就有五伦关系。 有父子，羊爸爸、羊妈妈生小羊，父子；有兄弟，有朋友，有夫妻；也有君臣，君臣就是领导与被领导。 你看一群羊在一起跑，领头的那个就是君，后面跟着跑的那些羊就是臣。 你看动物里面都有五伦关系，何况是人？ 所以这是大道。 我们的行为符合五伦关系，这叫德。 道德，道是天然规律，德是随顺自然的法则，随顺性德，这叫德。 违背伦常关系，这是没有道德，缺德了，那就是名不正、言不顺、事不成，逆着天理而行，哪能成？ 即使偶尔成了，它肯定不长久，它是凶德，不是吉祥。 所以夫子点出首先要必正名乎，那是很深刻的意思。 我们来看蕅益大师这里他的解释，他引用王阳明先生一段话，跟我们解释到底如何在这样的一个情势下来正名，这是学问。 你懂得道理，你怎么操作？ 你要有这个智慧。 我们看看蕅益大师引用的王阳明的话，「人问王阳明曰」，这个人是王阳明的一个弟子，这段话是出自于王阳明《传习录》，是王阳明的门人所记录的。 王阳明，我们都知道是明朝的大儒，心学代表，他师从陆九渊，陆王学说，跟南宋（宋朝）的程朱学说，可以说是互相抗衡的。 同样这样的有名，程朱是理学，陆王是心学。 蕅益大师对王阳明先生比较推崇，蒋介石对王阳明也很推崇。 我们再看王阳明先生他怎么说。 「孔子正名，先儒说上告天子，下告方伯，废辄立郢，此意如何？」当时公子郢还在，本来卫灵公自己的意思就想立公子郢。 公子郢也是他儿子，这个人比较有人品，所以废了蒯聩之后想立公子郢。 但是公子郢自己不想干，他很清高，他看到这个国家这么乱，他也就不想蹚入这个浑水里头。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问，孔子所谓的正名，是不是先儒所说的「上告天子，下告方伯」，当时还有周朝存在，东周周朝末年，春秋时期，还有周天子在，所以上告天子，这个国家要换国君了，要上告天子。 「下告方伯」，方伯是指一方诸侯的这些长辈们，也就是说，告诉诸侯要废辄立郢。 当时辄是国君，要把辄废掉，要立郢做国君。 「此意如何」，是不是应该这样，这就是所谓的孔子所说的正名？ 因为孔子说正名，说明现在名不正，怎么个正名？ 是不是废辄立郢叫正名？ 「阳明答曰」，王阳明先生就回答说，「恐难如此」，这恐怕很难做到。 「岂有此人致敬尽礼，待我为政，我就先去废他，岂人情天理耶？」这说得好，哪里说有人对你非常恭敬，对你有周备的礼节，要请您出来帮助他办政治，结果你还先去废了他，这哪里是人情天理能讲得通的？ 孔子肯定不会干这个事情。 底下又说，「孔子既肯与辄为政，必辄已能倾心委国而听。」孔子是当时很有名的贤人，大家都知道，很有智慧，他做什么事大家都能敬服。 子路问，说「卫君待子而为政」，言下之意，当时卫君（就是辄）已经很希望孔子来给他帮助政治。 那孔子既然肯答应，答应辄协助他办政治的话，当然辄也是已经倾心委国而听，肯定对孔子是言听计从。 他敬服孔子，他礼贤下士，特别是当时国家出现动乱，蒯聩要回来争国，怎么办？ 给还是不给？ 给了，自己丢了王位；不给，就背了大不孝的骂名，父亲回来了，你还抗拒，这大不孝。 所以当时肯定是对孔子言听计从，问问孔子应该怎么办。 只可惜当时孔子他可能说了，没留下该怎么办的这个策略。 王阳明先生在这里等于为我们来说出来，这是真正懂得孔子心思。 他说：「圣人盛德至诚，必已感化卫辄，使知无父之不可以为人，必将痛哭奔走，往迎其父。」孔子教化人肯定是教之以德，助君成德，他肯定教辄如何做一个圣君，圣人盛德至诚，圣人的德行盛大，心是至诚，至诚是诚到极处，我们讲至诚感通。 孔子是圣人，所以他有盛德至诚，他一定是会以至诚的心劝化卫君辄，让他能够听从孔子的建议，使他知道「无父之不可以为人」。 一个人怎么能没有父亲？ 没有父亲的人，等于是不孝。 父亲现在要回国了，你怎么还能够以兵刀相向？ 这不可以为人了。 所以这是立德之根本，《孝经》上讲，「夫孝，德之本也，教之所由生也」。 你想立国化民，那必须你自己要做一个大孝子，让人民心服口服。 那怎么做？ 底下说：「必将痛哭奔走，往迎其父。」所以辄应该怎么做？ 他痛哭流涕，赶紧去迎接他的父亲回国，用至诚的心迎请他回来，而不考虑是不是自己要当国君的问题，把孝道放在第一位。 那你有这样的至诚心，会出现什么后果？ 我们讲善有善报，至诚的行善，那天必定会给你大的福报。 「父子之爱，本于天性」，这是天性。 辄是蒯聩所生的儿子，我们讲虎狼再狠再凶，都不会吃自己的儿子，何况是人？ 所以父子的这种爱是天性，你用至诚心去孝顺自己的父母，就能感化他。 「辄能痛悔，真切如此」，做儿子的卫君辄能够痛悔，痛心疾首，悔什么？ 悔当初自己继承了王位，为什么？ 因为自己父亲在，按礼来讲自己不该继承王位，继承这个君位。 当然他这个是情有可原。 为什么？ 因为这是卫灵公的意思，就是他爷爷的意思，爷爷在就得听爷爷的，父亲虽然在，也得听爷爷的，所以情有可原。 那你现在爷爷不在了，父亲回来，立刻痛悔，真切去承认错误，感动父亲。 「蒯聩岂不感动底豫」，他的父亲蒯聩岂能不为之感动？ 岂能不为之欢喜，底豫就是欢乐的意思，他还会开心，看到儿子对他这么样的孝顺。 「蒯聩既还」，蒯聩回国了，「辄乃致国请戮」，这个做儿子的，把国家的大权交回给自己的父亲，然后自己请死，在父亲面前请罪，自己是大不孝，当时是无可奈何，因为爷爷在，爷爷一定让我当国君，所以不得不这样接受，国不可一日无君。 现在父亲回来了，把国家政权还给您，我请死，知道这是死罪。 「聩已见化于子」，父亲蒯聩当时已经被儿子这样的真诚感动了，自己的亲生骨肉，对自己这么孝顺，而自己当时其实是不孝。 他为什么被逐出外国？ 这是他自己要谋杀自己的母亲，虽然他的母亲也是一个不正经的人，毕竟是母子，你怎么能够谋杀母亲？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因缘果报真的是，历史上你谋杀母亲，你是大不孝，所以你的儿子也不孝。 这都是假设，王阳明事后说假设，他儿子应该这么做，这叫孔子所说的正名。 其实他没有这样做，蒯聩自己也是死于非命，这都是业因果报。 当然最主要的因还是在卫灵公身上，他自己好色，好色就家乱、国也乱。 那要说回来，这还在假设当中，蒯聩当时已被他儿子感动，看到儿子这样真诚，把国家政权交回来，自己请罪。 「又有孔子，至诚调和其间」，孔子当时正在帮助辄，孔子当然会调和，孔子他是德高望重之人，他又至诚的给他们父子调和。 那孔子肯定会这样做，为什么？ 孔子是首重人伦，父子之间怎么能相杀？ 怎么能相争？ 所以肯定会劝导他们，蒯聩这时候看到国家政权儿子又愿意交出来，自己又这样的向他请罪，本来自己原来是大不孝，自己犯了罪被逐出外国，也不能怪自己的儿子，那当然也会原谅自己的儿子。 而且「当亦决不肯受，仍以命辄」，这样的情理当中，蒯聩还能够把政权拿到手？ 再拿的话，国人都耻笑你。 你当时是叛乱逃出去的，你现在回来，儿子对你这样真诚，儿子这么有德行，把政权交给你，你就一拿，拿了就走，这你象话吗？ 所以蒯聩那时候，也是于情于理都不会受的，还是会把国家政权委任给辄，让他儿子继续当国君。 你看这样的结果多好。 「群臣百姓，又必欲得辄为君」，文武大臣、上下朝野、百姓看到了，辄这么样的贤孝，你看政权并不放在眼里，他把孝道放在眼里，他把父亲迎请回来，自己要请罪，这样贤能的君主百姓爱戴，群臣拥护，肯定还是要大家建议立辄为君，他不会想让蒯聩做君主，因为蒯聩他的行为已经失去信用了。 「辄乃自暴其罪恶，请于天子，告于方伯诸侯，而必欲致国于父」。 当儿子的辄，他把自己的罪恶发露出来，向世人承认错误，暴是暴露，发露出来，他什么罪恶？ 父亲在世，他接受了做国君，这本身是不妥当的。 虽然当时是迫不得已，也是不太妥当，但是这个大家能够原谅。 他在这里至诚的忏悔，「请于天子」，向周天子汇报、请罪，「告于方伯诸侯」，向这些诸侯、这些长辈们都承认错误。 「而必欲致国于父」，一定要将这个国家，卫国的大权交回给自己的父亲蒯聩。 「聩与群臣百姓，亦皆表辄悔悟仁孝之美，请于天子，告于方伯诸侯，必欲得辄为君。」你看，肯定是这个结果。 那蒯聩跟群臣百姓，当时看到辄能够悔悟，能有这样的仁孝，这是美德，所以蒯聩怎么还能够接受国家的大权？ 国家应该交给仁孝之君来治理，所以他也会请于天子，告于方伯诸侯，要立辄为君，就等于禅让一样，父亲虽然在世，把君位让给自己的儿子，让贤。 「于是集命于辄，使之复君卫国」。 所以父亲等于他一定会召集群臣百姓，把国家政权又重新交给辄，使他恢复他卫国的君位。 「辄不得已，乃如后世上皇故事，尊聩为太公，备物致养，而始自复其位。」辄会怎么做？ 顺理成章的，他不得已，看到自己的父亲、群臣百姓，都这样诚心的让他去做国君，不得已接受。 接受了之后，「如后世上皇故事」，等于是像后世也有这样的例子，尊他的父亲做太上皇。 就像唐朝唐太宗，尊他的父亲李渊做太上皇，李世民继位做唐太宗的时候，李渊还在。 乾隆皇帝自己做了六十年的皇上，最后就把皇位让给自己的儿子，自己做太上皇。 这都有这样的例子，父子相让，这是在历史上成为美谈。 所以「尊聩为太公」，让蒯聩做太公。 因为当时不称皇，后面皇帝称太上皇，那当时是卫国是称公，像卫灵公，蒯聩是卫庄公。 如果当时辄他不跟自己的父亲抗衡，而是像这样尊他的父亲为卫太公，这多好，自己做国君。 「备物致养」，让他父亲能够安度晚年，对他尽孝。 「而始自复其位」，然后自己才恢复自己的君位。 「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名正言顺，一举而可为政于天下矣。 孔子正名，或是如此。」你看，这王阳明先生讲得多好，真正有智慧的人，真正有仁德的人应该是这样做。 这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个名称也就正了，想要治国平天下，最重要的，你得把人伦正好。 《论语》里面，孔子讲为政之道，就是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，当国君的像个国君，当臣子的像臣子，当父亲的像父亲，当儿子的像儿子，这就名正言顺了。 所以你看看，蒯聩跟他儿子辄互相这样争，这什么？ 没有智慧，也没有德行，搞到父不父、子不子，君不君、臣不臣，天下大乱。 你看，什么问题都能很好的解决了，可是我们没有真正接受圣贤教育，心里只存着私利，争利，最后搞到自己是家破人亡，身败名裂，社会动乱，民不聊生，何苦来？ 所以真的古人有一句谚语讲得好，「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」。 孔子那时候是老人，所谓老人就是真有德行、有学问、有经验，懂得如何处理问题的，辄当时没有采纳孔子的建议，很可惜。 那确实当时连子路还没有把这个问题看清楚也是不容易。 子路是贤人，孔子是圣人，圣人跟贤人真的还是有差距。 贤人是比不上圣人，智能只是差一等。 所谓智慧差一等，就是他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。 所以子路听到夫子讲，说「必也正名乎」，他还不太服气，没想到孔子实际上的意思很深，就是治国的大道，就在此地，名正则言顺。 名怎么正？ 人伦正了，就名正。 整个圣贤学问，就是关于人伦的学问。 清朝陈弘谋先生说得好，「人无伦外之人，学无伦外之学」。 一个人怎么能离开五伦关系而独自生存？ 不可能的，人是群居动物，他必须有人伦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处理好，要名正言顺。 所以整个圣贤学问都是这个伦，人伦的学问，怎么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 当然也包括处理好人与大自然的关系，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，这都是讲到伦，伦是关系的意思。 所以从这段王阳明先生的评论，我们真的学到不少，本来这个结果可以很好的。 如果辄真正像王阳明先生所说的这样做，那真的成为历史上的一个美谈，孔子赞叹，他也能保住君位，何乐而不为？ 所以人就是所谓的利令智昏，追求名利的时候就没有智慧了，眼光短浅，得失心太重了，就办不了事，事不成。 事不成，礼乐不兴；礼乐不兴，刑罚不中，民无所措手足，结果卫国后来就大乱。 你看，就是这么一点点差距，一念之差，这历史就变成两个方向。 所以圣贤教育何等重要，不仅平民百姓需要接受，领导人更需要接受教育。 好，我们再看下面第四章：【樊迟请学稼。 子曰。 吾不如老农。 请学为圃。 曰。 吾不如老圃。 樊迟出。 子曰。 小人哉。 樊须也。 上好礼。 则民莫敢不敬。 上好义。 则民莫敢不服。 上好信。 则民莫敢不用情。 夫如是。 则四方之民。 襁负其子而至矣。 焉用稼。】这个是孔子弟子樊迟，向夫子请问怎么样学苗稼，种菜、种庄稼这些事。 孔子不答复他，只是说『吾不如老农』，种庄稼的事，我比不上老农。 『为圃』，为圃就是种蔬菜，园圃种蔬菜，种蔬菜我不如老圃。 樊迟听了之后没听明白，孔子话里有话，当学生得用心听，不能就是听到这个言语，还要听言外之音，所以君子视思明、听思聪，你要听得懂人的意思。 孔子他是圣人，当然他也能够懂得种庄稼、种蔬菜，可是在这他说他不懂，我比不上这些人，你去问他们，没给他讲怎么样种庄稼，怎么种蔬菜。 结果『樊迟出』，樊迟只好出去了。 然后孔子跟其它的弟子说明这里面的道理，夫子批评樊迟，说『小人哉，樊须也』。 这个小人不是贬义的那个小人，这个小人是心量窄小，眼光短浅，只看到那么一点点，看不到大局，这样的一个人叫小人，并不是坏人。 孔子认为种五谷种蔬菜这些事情属于小人之事。 所谓小人，就是他们只关心自己一身一家，这叫小人。 你只肯自己种菜自己吃，不管天下人，那就是小人，所以老农、老圃是指那种心量窄小，他只看到自己身家，没看到天下。 当然如果能看到天下，心怀天下的老农老圃，那就不是小人了，是大人。 夫子在这里批评樊须是小人，他只想到这么一点事。 底下就说明，『上好礼，则民莫敢不敬』。 孔子当时的政治并不是很好，春秋时期是乱世，所谓礼乐不兴。 所以孔子他忧国忧民，就想着如何在天下推行礼乐，推行周公圣治，这是大人所关怀的事情，他心中想的是这个事。 可是樊迟在这儿向夫子要学习怎么样种菜、种庄稼，实际上樊迟他的意思，等于讽劝孔子，你不要再想那么多在天下推行周公之治的事了，不如你教些人怎么种庄稼、怎么种蔬菜，还来得实在，干点实在事吧，您别老务虚了。 樊迟心里是有这么个想法，所以故意对老师说我要学稼，要学为圃，这就是民生。 结果孔子不以为然，他认为办政治更为重要。 为什么？ 政治是首先你要转变在上位的人，上位的人一个人转了观念，整个国家的人都得福，孔子要办这个大事。 这个事情没人办，他要来办，所以他说「上好礼」，在上位的人喜好礼，礼义，则民众不敢不敬，大家都会恭敬。 为什么？ 领导人重视礼敬，上行而下效，那肯定大家都会礼敬，这礼就能复兴起来，所以最重要改变上位的人。 所以孔子不遗余力的就是这样，他希望在一个国家能够做一官半职，能够跟国君接触，劝化国君，能够推行礼乐之治。 底下又说，『上好义，则民莫敢不服』，好义就是喜好道义，讲恩义、讲情义，那在下面的人民百姓岂敢不服？ 都会服从，心服口服，为什么？ 领导人是一个有道义的人。 『上好信，则民莫敢不用情』，这讲信实，在上位的领导诚信，做人很诚恳、很守信，民众就不敢不用情，情是情实，也是以诚实相待。 所以改变上位的人很重要。 这里夫子举出三个方面的意思，上好礼、上好义、上好信，这是做民众的好榜样。 正己化人，己身正，孰敢不正？ 自己做好了样子，底下的人谁敢不听从，谁敢不效仿？ 怕的是自己没做到，要求底下的人做，没人肯做！ 所以这里讲到在上位的人，『夫如是』，真正做到这个样子，『则四方之民，襁负其子而至矣』。 四方之民，就是周围的百姓，包括其它国家的人，都会什么？ 襁负其子，襁负就是襁褓当中这些小孩，这是用布把孩子包在肩上，包在背上，这叫襁褓之子，背着小孩来投靠。 『焉用稼？』还用自己去耕种庄稼吗？ 就这个意思。 所以这里孔子勉励弟子们，要研究修己安人的学问。 修己以安人，修己以安百姓，好好自己修学，修身而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这是一个士人、君子应该做的事情。 不必要分心去学这学那，学种菜、学种庄稼，这人生在世要学的东西太多了，你能学得来？ 你要为了吃，你去学种庄稼、学种蔬菜；那你为了穿，你还要学缝纫、学织布；你为了看书，你要学造纸、学印刷，那有得你学了，大好光阴这样分心就散掉了。 孔子在这是强调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。 你真正在一门上学通了，自自然然你治国平天下，你做出真正有利于百姓的事情，比你教他们种庄稼更强。 所以孔子认为，政治改善是发展农业、发展工业和经济的一个必要条件。 怎么样把政治办好？ 最重要的是教育，「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」，首先要办教育，而且教育里面，首重伦理道德因果教育。 所以真正是怪不得古德讲「半部《论语》治天下」，你看这些道理你要是真用到政治上，天下太平了。 这我们今天学的这几条就够用了，你看前面讲的「先之劳之，无倦」，「先有司，赦小过，举贤才」，「正名」，名正言顺，这都是治国之道。 正人伦，在上位的好礼、好义、好信，这就是治国之道。 所以樊迟在这遭受孔子的批评，这也是留下了非常发人深思的一条哲理。 实际上如果我们看《孟子》，《孟子》里面专门有一段等于演义了孔子的话。 当时孟子到滕国，有一个叫许行的人，这个是奉行农学的。 当时是诸子百家，各种学说都有，许行奉行农学，要求发展农业。 他见了滕文公，滕文公也很赏识他，所以许行就在那里教化百姓，教大家穿粗麻的衣服，靠打草鞋、织席子来谋生，耕种，干农活，他说这样才称是发展民生。 有一个原来学儒的，儒家学说的，叫陈相，和他的弟弟陈辛也来投靠许行，认为许行是圣人。 结果有一天陈相来拜访孟子，就说了贤人治国，应该跟老百姓一起耕种，不耕种就不能吃，亲自耕种，亲自做饭，这样才是贤良的君主，否则他自己不耕种，让百姓给他耕种，他等于是寄生虫，让百姓来养活他，这怎么能叫贤明？ 结果孟子听了陈相的话，不以为然。 他知道陈相跟许行学的，孟子讲话很有风格，特别厉害。 他就问了，说许子一定要自己耕种才吃饭吗？ 陈相说是。 孟子又问了，他一定要自己织布才穿衣服吗？ 陈相说那不是，许先生是穿粗麻的衣服，这些衣服都是用粮食换的。 孟子说他戴帽子吗？ 也戴帽子。 帽子是自己织的吗？ 不是，也是用粮食换的。 孟子问了，那许先生为什么不自己织？ 陈相说因为怕误了农活。 孟子又问了，许先生做饭用锅，锅是自己做的，还是用粮食换的？ 陈相说是用粮食换的。 许先生用农具耕种，那农具是铁器，铁器是自己做的吗？ 也不是，也是换来的。 是这样。 孟子说，如果一定要靠自己去做事，才能得这个享受，那许先生为什么自己不去自己打造农具，自己织布来织衣服，而要去一件件换，这不是太麻烦了吗？ 孟子他的逻辑给他问得陈相就说不出话来了。 结果孟子就告诉他，治理国家的人，怎么能够说非得一边耕种一边治理？ 百工都有分工，做农具的，织布的，耕种的，各有他的本分工作。 治理国家的，怎么能够说能分心？ 他要考虑的事情太多了。 所以孟子讲，「劳心者治人，劳力者治于人」，就是用脑力工作的劳心者，他要治理人，比方国家的官员、在上位的领导，他要想着怎么样带好国家；「劳力者治于人」，用体力做事情的，他是接受管理，这等于社会有分工。 「治于人者食人，治人者食于人，天下之通义也」。 被人治理的就是劳力者，食人就是供养人，「治人者食于人」，那些做领导的，他要专心的去治理好国家，那他就要接受人的供养，这是天下之通义。 所以孟子他的意思也很明白，人有分工不同，跟孔子这里讲的，真正你要推行政治的人，教化百姓的人，不必要学种庄稼，学所谓的种蔬菜，那都不必，都是自己一门深入。 孟子后面还有一段话，也讲得很好，这个大意我给大家讲讲就好。 就说当时在尧那个时代，天下还不太平，洪水泛滥，草木无限制的生长，禽兽也常常危害人类。 当时尧就选拔舜来治理，舜后来又选择了禹，大禹治水，治水非常的得力，这是八年在外，三过其门而不入。 所以孟子讲，禹连自己家门都没时间回去，都不能入家门，他哪有这个时间自己亲自种地？ 他要治理国家。 后来，后稷教人种庄稼，这是后稷他的专业，他是农家的始祖。 但是人学会种庄稼了，有饱食，有暖衣，逸居而无教，则近于禽兽。 所以「圣人忧之，使契为司徒，教以人伦」，当时舜委任司徒，就是契做司徒，司徒就是我们讲的教育部长，这是教育的官，让契去教人，教人伦。 教什么？ 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，教这个。 所以后面讲到，「圣人之忧民如此，而暇耕乎」，圣人他考虑的事情，就考虑这些，怎么样把人民教好，他要办教育，用教育来推行仁政，他哪有时间耕种？ 这段话，可以说是孔子回答樊迟这一章很好的脚注。 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这层意思还没讲完，底下还有蕅益大师的批注，下一次我们再跟大家做汇报。 讲得不妥之处，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正，谢谢大家！ 发布时间：2026-07-26 16:44:01 来源：素超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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